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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履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体制催生新活力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18-05-23 12:01:00    

   

贵州省大方县监委挂牌成立后,对百里杜鹃管理委员会交通公路管理所所长杨文波严谨规范采取调查措施。图为调查组工作人员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了相关证据。

 

 

    2018年1月5日,贵州省贵阳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贵州首家挂牌的市级监委。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贵州省及9个市(州)、75个县(市、区)监委相继挂牌成立,监察对象从22万人增加到60万人。

 

    “开局就是开工,起步就是冲刺!”如何把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贵州抓住一个关键字——干。

 

    “为不折不扣落实监察体制改革任务,贵州坚定信心、厚植优势,苦干实干加油干,依纪依法履职尽责。”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1至4月,该省共立案6403件,其中省管干部28件28人、厅级干部25件25人,目前已结案4092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363人。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3名县委书记——凤冈县委书记廖其刚、从江县委书记张广渊、大方县委书记张瀚时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撑起这组数据的,是新体制催生的新活力。下面,我们从三个典型案例看贵州如何下大力气把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改革带来“新转折”

 

    4月12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该省水矿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监察全覆盖后贵州省查处的首例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纪违法案。

 

    “几个月的较量,可算告一段落了。”5月21日,审查调查组成员徐先感慨道。

 

    缘何有此感慨?有关人员向记者解释:一是案情复杂,时间跨度大,线索模糊难下手;二是王祺起初很不配合,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阻力,从初核到立案审查调查,较量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早在2017年9月,贵州省委巡视组进驻水矿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巡视时,就发现了王祺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并转纪检监察机关。“经多次初核,并没有找到头绪。”有关人员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出台之前,受人力、调查措施等多方面限制,初核的成效并不明显。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监察法颁布实施,核查组重新调整方案,再次对王祺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徐先等转隶干部正式参与其中。徐先等人积极发挥查办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的经验优势,使得初核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进行外围调查时,发现了“王祺妻子开豪车上下班”这一线索,同时了解到该豪车系某私营企业老板赠送。“顺藤摸瓜,我们随后又发现王祺与多名企业负责人之间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核查组还对王祺进行谈话,让其知纪明纪,迷途知返,主动坦白问题,但王祺拒不承认有关问题、避重就轻。

 

    4月5日,经省纪委常委会和省监委委务会研究并报省委主要领导同意,王祺被立案审查调查,报国家监委备案后,王祺被采取留置措施。

 

    审查调查期间,审查调查组通过谈话、调取等一系列调查措施,固定证据,完善证据链。与王祺进行谈话,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劝导其主动交代问题。最终,王祺的思想态度发生转变,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事实。

 

    “依照监察法,在审查调查期间,我们严谨规范、依法适用调查措施,并推动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贵州省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张洪武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干部与转隶干部深度融合,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办案效率大大提升。

 

    2 编外人员不例外

 

    民营企业老板米某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国家干部,却因涉嫌行贿多名领导干部,被采取留置措施。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家干部,你们凭什么调查我?”面对调查人员,该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营企业老板米某妄图逃避调查。

 

    对米某采取留置措施,并非办案人员随性而为。根据监察法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按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据黔西南州监委初步核查,米某为拿到工程项目,涉嫌行贿多名领导干部,案情重大复杂,时间跨度长,案件中多个细节有待进一步查清,且存在伪造、隐匿证据、串供和逃跑的可能性,便果断决定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我以为自己不是监察对象,纪委监委管不到我,就可以无所畏惧,没想到我也会被留置,以后一定遵纪守法做合格公民。”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米某后悔莫及,并主动交代了自己行贿的事实。

 

    “在对米某采取留置措施时,我们有理有据、有法可依,严格请示汇报,全过程履行审批程序。”黔西南州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是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纵使掌握了米某的违法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很难快速对其采取措施,“是监察法赋予我们更完善的手段,打通了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

 

    “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黔西南州监委全程善用、慎用各项法定调查措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为全省办理非公职人员案件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贵州将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行贿人采取有关措施,能有效防止他们订立攻守同盟、互相串供、隐匿销毁证据等行为。

 

    3 执纪执法有效衔接

 

    收到遵义市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唐龙有关问题线索时,红花岗区监委并未成立。遵义市监委学习借鉴山西等地经验做法,先行先试。

 

    “有了监察法,审查调查期间严谨规范,纪法有效贯通、法法有效衔接,办案效率大大提升。”遵义市红花岗区纪委副书记王进感慨道。回忆起办理全省首例留置案件的情况,他坦言“压力是沉甸甸的,获得感是满满的”。

 

    2017年11月底,红花岗区纪委收到遵义市纪委转办的关于群众反映红花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唐龙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红花岗区纪委结合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展,第一时间组织专人核查有关账目、档案等资料。

 

    在初核过程中,核查组了解到唐龙涉嫌受贿上百万元。而此时红花岗区监委还没成立,采取留置措施行不通,采取“两规”又不太合适,怎么办?

 

    遵义市监委于1月8日成立,而贵州省监委那时还未成立,相关的调查措施还没有成文规范,遵义市监委经充分研判,决定先行先试。“我们学习借鉴山西等地的经验做法,在他们的基础上反复推敲、多次论证后,制定了调查工作流程图,制作了12项调查措施的文书模板。”遵义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谭宏卫表示,市监委抢抓时间节点,为即将成立的区监委办理唐龙一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1月19日,红花岗区监委成立。1月24日,该区纪委监委按程序对唐龙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经市监委批准,采取留置措施。

 

    “对唐龙采取留置措施只是开始,后面的调查过程可谓步步挑战。”王进说。

 

    有何挑战?王进告诉记者,参与唐龙一案的调查人员中,一半是检察院转隶干部,一半是纪委干部,在工作思路尤其是采取措施上,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考虑,不时擦出火花。比如,通过谈话、询问,调查组了解到,唐龙2015年受贿后心里一直不安,总怕被人举报,后来便找来风水先生,想通过“大师”建议避免牢狱之灾。是否对这个线索开展取证工作,审查调查组产生了争议。

 

    “没必要,这个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什么价值。”熊红玉等人根据在检察院工作期间的办案经验,认为“没必要浪费精力”。

 

    “党员领导干部搞封建迷信,本就违反了政治纪律……”陈贵贤等“老纪检”们则坚持要取证。

 

    ……

 

    对此,他们专门召开了研判会,会上讨论热烈。最终,综合各方想法,达成一致意见:采取调取和勘验检查措施,开展取证工作。

 

    通过对唐龙搞封建迷信活动事实的证据调取,调查组把唐龙办公室鱼缸摆放位置、衣服等物件摆放位置的事实摆在唐龙面前时,他傻眼了,很快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200万元的问题。

 

    “办理这个案件对我们整个审查调查组都是一个大考验,在业务水平、办案理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真正实现了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王进说,办理全省首例留置案件,执纪与执法思维有机融合,使得纪检监察干部既关注违纪行为,又紧盯职务犯罪,切实提高了惩治腐败工作效率,初步实现了“1+1>2”的效果。(本报记者 邱杰 通讯员 任廷会)